半岛体育app它是一种气候事件,指的是罕见的气象现象相结合,从而导致的严重风暴。在2000年乔治·克鲁尼主演的同名电影中,一群渔夫在出海时遇上了惊涛骇浪,小船几近被掀翻,但他们克服了困难,迎来了美丽的朝霞。
现在,“完美风暴”被用来隐喻一场席卷全人类的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前不久的发言指出,当多数国家好不容易从新冠大流行中解脱出来,俄乌冲突却引发了能源、粮食和金融危机,它们冲击着本就脆弱的气候,也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来日益缩小的差距。这些危机看似互相独立,实际上却深深地纠缠交织——当气候行将崩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崩溃了。
在今年这篇全球环境事件盘点中,你将看到的就是一系列纠缠的结果。在第一部分,我们关注最新的气候变化状况,以及肆虐的野火与洪水,包括国内从6月持续至9月的旱情。这些事件多数由来自南方国家的穷人承担恶果,能否公正有效地做出赔偿也是本文焦点之一。这些地方——比如非洲的刚果共和国——多为化石矿物的产地,在全球天然气价格飙升的情况下,如何既能出口燃料发展自己又不导致升温加剧,也是一个棘手难题。
面对重重危机,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和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召开,后者因疫情从2020年拖延至今年,离开第一阶段召开地昆明,去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可谓一波三折。好在两次大会都缔约了新的协议,一方面给人以希望,但也遗留下了是否有强制约束力、具体如何实施等疑问。
在会场之外,我们也听到了来自普通人和一系列组织的抗议声音,今年伦敦美术馆里发生的“番茄罐头泼画”事件一鸣惊人,反对破坏艺术品的声浪不小,但他们为何选择这种“极端”方式、艺术品与石油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今天是否还有其它表达反对的方式可以吸引目光,这些问题亦值得我们思考。
最后,我们会关注物种灭绝和生物保护的现状,也会发现一条明显的线索串联起了以上所有,那就是化石燃料。可悲的是,我们明明知道应该把燃料留在地下,但还是不断开采着。
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它引发的极端天气正在不断突破记录。气候学家比尔·麦奎尔 (Bill McGuire) 在最新著作《温室地球》(Hothouse Earth) 中写下了近年来的极端天气,然而他发现,“书还未出版,这些记录就过时了”。麦奎尔认为“保持1.5℃的升温是不可能的”,这指的是《巴黎协定》曾承诺把升温幅度限制在1.5℃以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在前不久宣布:“不再有任何可靠的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2015年至2022年已经成为过去最暖的八年,自1993年以来,海平面的升速已翻了一番,今年达到了新高,冰川融化速度的记录也被打破,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平均厚度损失了3米多,大大超过了前一个记录年2003年。就升温幅度来说,欧洲的升幅全球最高,英国在7月19日创下了新的全国纪录,首次超过40℃。事实上,整个北半球都异常炎热,在美国,加州95%的地区被归类为严重或极端干旱,在《》文章“这不是我与之结婚的加州”中,作者就写到“以往加州有魔法般的沙滩、山脉、马里布的海浪”,但是由于天气越来越干燥,现在“一切现象和思想都是相对于野火存在的”。
在国内,今夏的热浪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连日40℃成为了不少地区的常态,四川、重庆、浙江、湖南、江西等地尤其受影响。这一印象并不是错觉,中国在今年夏季遭受了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的平均气温。《财新》的专题文章指出,高温不仅意味着热,也会导致气象干旱和水文干旱,而干旱是山林大火、水电和饮用水短缺的导火索。整个8月,重庆多地发出森林火险红色预警,在涪陵区和巴南区等地,至少发生了5起森林火灾。除此之外,西南地区数十条河流和水库干涸,鄱阳湖和洞庭湖都提前进入了枯水期,6月到8月本应该是鄱阳湖的丰水期,但是在今年却跌破了历史最低水位记录,在40天内缩减了69%的面积。
历史性的低水位意味着什么?最直接的后果是用水短缺,根据四川省应急管理部门发布的数据,四川农场近20万头牲畜缺少饮用水,约有433,000公顷农作物受到缺水影响。河流干涸也造成了水电短缺,在四川,水力本来是主要的供电方式,但今夏的发电量降低了一半,为了保证百姓用电,川渝地区的企业只好轮流停电,与此同时,燃煤电厂则全部开工。于是,在许多评论者看来,尽管高温说明了燃烧化石、造成碳排放的恶果,我们却仍在烧煤炭来抵消水电的削减。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煤炭产量在2021年就创下了新高。
就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地遭受热浪侵袭的同时,其它地方却迎来了洪水。在季风性的高强度降雨之下,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等地相继发生洪水。其中,最受世界瞩目的是巴基斯坦,自6月以来,巴基斯坦四分之三的地区发生了洪灾,据国际救援委员会(IRC)的统计,截止8月底,洪水袭击了近3300万人,造成1000多人死亡;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大雨也造成至少150人死亡;今年3月,澳大利亚也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洪水,有22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洪灾中最脆弱的人往往是女性,由于救灾行动多数由男性主导,很多地方缺少独立的厕所,她们通常难以顺利度过经期和孕期。据IRC的调查,巴基斯坦的灾难导致84%的女性无法获得卫生用品,63%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极度脆弱”,在孟加拉国的受灾地区,多达60,000名妇女怀孕,但主要的医院却被洪水破坏了。
虽然在表现上截然相反,但无论是愈加频繁的干旱还是洪水,它们都是气候变暖造成的。世界天气归因小组(WWA)通过模型计算指出,在不存在全球高温的情况下,像南亚这样的降雨将极为罕见,但现在,却预计每十年就要发生一次。而这是由于温暖的空气中含有更多水分,积聚在大气中的水分会停留更长时间,也会在很短时间内倾倒出去、在几小时到几天内达到一个月或一周的降雨量,这就增加了干旱和洪灾的时间。
众所周知,极端天气的罪魁祸首是二氧化碳,而化石燃料造成了主要的碳排放。科学家警告我们,如果不立刻停止燃烧,以实现1.5℃的目标,灾难性的后果将会接踵而至,即使近年来的天气也只会是温和的前兆。
然而,俄乌冲突却明显阻碍了这一进程。在乌克兰境内,猛烈的炮击已经污染了空气、水和土地,乌克兰环境部长助理表示,仅土壤污染就造成了114亿欧元的损失。并且,美欧于春天相继切断了来自俄罗斯的石油供给。然而,国际能源署(IEA)于7月发出警告,在漫长的夏季热浪之后,当天气转冷,燃料短缺导致的供暖问题可能会引发堪比1970年油价冲击的能源危机和生活成本危机,这一担心已经得到证实,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家庭陷入贫困、通货膨胀和飙升的能源账单危机。
于是,如何既为居民提供消费得起的电力、又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就变成了棘手的事情。这迫使许多国家不得不注重短期目标,要么回归燃煤发电,要么抓紧寻找新的能源产地——即使这意味着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在德国,经济部长和能源部长宣布重新开放一些煤电厂和核电站;而一直承诺将气候变化作为优先事项的美国总统乔·拜登,则是从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了1.8亿桶石油,7月,他又会见了沙特阿拉伯总统,这也被众多分析人士看做是为了确保沙特增加石油产量的行为。
那么,今年的碳排放量相比2021年增加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全球碳项目的数据,全球排放量比2021多出了1%。但也有好消息,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据国际能源署推测,此次能源危机会使各国加速转向清洁能源,而不是相反。事实上,为了应对飙升的天然气价格,许多国家提高了风能、太阳能、氢能以及核能的使用率。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气候法案,日本也在推行“绿色转型”计划;因为进口燃料减少,欧洲太阳能发电量比去年增加了近50%,并成为了欧盟太阳能协会认为的“气候危机中的一条生命线月,还传出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美国研究人员宣布,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被誉为“清洁能源圣杯”的核聚变能源取得了新进展,他们首次实现了“净能量增益”,也就是输出的能量大于输入。然而,也有科学家及时泼出冷水,指出建立核聚变电站至少还需要数十年,当务之急仍然是解决现在的危机。
在今冬欧洲的生活成本危机之下,英国气候正义团体Just Stop Oil的抗议行动引发了争议:10月,两名年轻抗议者走进伦敦国家美术馆,打开两罐亨氏番茄汤扔向了梵高的著名画作《向日葵》,并向观众喊道:“你更关心一幅画,还是保护我们的星球和人类?”独立分析师指出,这一举动特意挑选了时间,也就是在英国启动新一轮石油和天然气许可之后。9月,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宣布增加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并取消了对水力压裂法的禁令(水力压裂是一种从页岩中提取石油和天然气的技术,环保人士通常认为这会污染地下水),然而专家表示,由于从颁发许可到生产石油平均需要28年,这根本无法缓解当下的生活成本危机,却会直接破坏英国的气候目标。
人们对事件的分析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取向。根据《》对社会学教授丹娜·费舍尔的采访,许多环保人士同意抗议者的目的(必须淘汰化石燃料),但认为行动本身会疏远来自公众的支持。也有人肯定了他们的策略,《卫报》的评论指出,这一行为“离谱但是无害”(梵高的画作并未受到损害,经过鉴定后被重新展出),年轻人的行为看似会危害到自身自由,其实是在避免更大的危害降临;媒体“The Conversation”的评论则站在艺术与大石油企业关系上提出,美术馆长期被化石燃料公司资助,这使得艺术品成为打击石油企业权力的合法目标。
Just Stop Oil的做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位于更早成立的气候正义组织——“绝缘英国”和“灭绝叛乱(简称为XR)”——的延长线之上。回溯其发展脉络就会发现,环境团体往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策略和面貌,才能缓慢推动议程的进行。
XR的目标和动员人数都很广泛,也就是通过大规模公民抗命,迫使政府说出气候和生态危机的真相、制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他们的行动也取得了巨大成果,2018年,一千余人涌向泰晤士河的桥梁,造成伦敦几十年来最大的公民不服从行为,最后促使英国议会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
2021年,XR的六名成员创立了“绝缘英国”,他们要求政府到2025年改善英国社会性住房的隔热性能,比起削减燃料,这已经是政府能采取的最迅速的行动。今年11月,秋季预算终于拨出60亿英镑用于家庭保温,并向中等收入家庭提供赠款,以提高家庭的能源效率,这得到了该组织的欢迎。相比之下,Just Stop Oil这一后起之秀在今年比两位前辈获得了更多关注,但它的核心诉求未得到满足——政府仍在积极发放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许可证。不过在抗议者看来,即使运动成果并不明显,即使会被厌恶,出于危机的紧迫性,任何方法都是值得的。
气候危机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与贫困和不平等相关的社会问题。这在此次能源危机中就得以看出,8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言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危机中赚取利润,这种荒唐的贪婪正在惩罚最贫穷和脆弱的人。”社会/经济正义是气候正义的基本支柱,两者缺一不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六次报告就把焦点放在了“适应性与脆弱性”上。报告指出,已经有35亿人极易受到气候影响,这包含了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口。
仅从财富的分布来看,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产生的排放量是最贫穷的50%人口排放量的两倍多,但后者却要承担前者造成的苦果。从7月开始,明星和富豪成为了众矢之的,就在世界遭受热浪和野火之际,卡戴珊家族的凯莉·詹娜发布了一张与私人飞机的合照,受到推特用户猛烈攻击,这很快演变成一场气候正义运动——包括马斯克、泰勒·斯威夫特等多位知名人士受到讨伐;11月,超过500名活动家在至少13个国家的私人机场封锁入口,以表示对富豪们过量排放温室气体的不满。
从地区来看,全球南方的脆弱性远高于北方,这既是由于热带/亚热带更易遭受高温侵袭,也有着历史成因。自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就在开采和燃烧来自南方的化石燃料,与此同时,南方国家却要受制于金融机构的债务奴役,加之新冠疫情的打击减缓了它们的恢复能力,如果缺少适应性资金,迅速变化的气候更会打乱救助计划。巴基斯坦便是最好的例子,该国的碳足迹不到世界总量的1%,在缺乏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他们于2010年洪水后刚重建了被毁坏的桥梁,却在今年再次被冲毁了。
这指向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提供援助资金。这个问题在谈判桌上被称为“损失与损害”,它于1991年被提出,用于赔偿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不可逆转的伤害。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COP19,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在内的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但是,他们经常拖延付款,资金也多是贷款而非赠款,导致这一目标至今并未兑现。令情况更为严峻的是,在2021年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虽然参与国同意建立损失与损害的框架,但并未达成明确的协议。
那么,刚刚于埃及沙姆沙伊赫结束的COP27成果如何?可喜可贺的是,大会就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了协议,这被许多评论者视为其最大遗产,堪称思维范式的改变,即使目前还没有就基金的规模、治理结构以及各国应出资多少达成一致。另一项进步在于,许多国家呼吁对世界银行和公共金融机构进行紧急改革,因为这些机构未能帮助穷国适应气候变化。
比起这一议题,限制全球变暖的问题却令很多人大失所望了。2021年,《格拉斯哥合约》确立了“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以印度为首的一些国家希望走得更远,承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但是COP27的《合约》并未提及这一点,也没有关于2025年前达到排放峰值的文本。部分国家——包括全球第二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则反对升温幅度1.5℃的目标。COP26的主席阿洛克·夏尔马甚至绝望地说:“我在格拉斯哥说过,1.5℃的脉搏微弱,不幸的是,它现在仍然需要全力抢救”。
限制升温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却也说明在短短一年内,世界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许多国家刚从新冠疫情的崩溃中缓慢恢复过来,又要应付能源短缺的局面,使得减碳目标也要为“务实”的赔偿问题让路。这个困局也呼应了大会的另一个重点:在能源危机之下,是否应该支持非洲出口燃料来发展自己?正如前文所示,天然气价格飙升让欧洲将目光投向了别国的富矿,非洲国家也在峰会上大力推动对化石燃料的投资。争议的焦点落在环保目标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矛盾上,非洲电信业巨头·易卜拉欣表示,开采的话可以为穷人提供电力、带来好的生活,但也会让开采公司有利可图、并且导致气候变暖加剧。
或许真正的问题在于,“减少化石燃烧”和“援助贫困人口”真的矛盾吗?事实上,研究表明,54%的清洁能源矿物——比如锂、镍和锰——都位于原住民的土地上,他们并不缺乏投资清洁能源的理由,但是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评价所说:“发达国家只是一味敦促他们,却不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11月15日,联合国宣布地球人口突破80亿大关,与此同时,其它物种却正在消失。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中,1970年以来有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风险,野生动物的数量下降了6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下降幅度远大于其它地区,而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物种中,淡水生物种群的降幅最严重。正如美国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在《第六次大灭绝》著作中的断言,由人类引起的物种灭绝已经到来。
许多人会认为,物种危机和气候危机是分开的,前者虽然严重,却不及“碳排放”的目标重要。这在此前召开的两次世界性峰会中就可看出——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第15届联合国国际生物多样性会议(COP15)刚刚在蒙特利尔落幕,它得到的媒体关注度就远远不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
但事实上,这两个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最直接的就是高温或野火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在国际鸟盟每四年发布一次的《世界鸟类状况》报告中,今年特别强调了野火对鸟类栖息地的破坏;同样丧失了栖息地的还有考拉,由于多年山林大火肆虐,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宣布考拉为濒危物种。在陆地之外,“海洋热浪”则使得地中海的珊瑚锐减了90%,这是由于今夏部分地区海水的温度比往年同期高出了6℃。
野火、气温上升还会影响森林的恢复力。2021年,从巴西亚马逊到刚果盆地,热带地区损失了1110万公顷的树木,西伯利亚大火也给西伯利亚森林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是令科学家们松一口气的是,10月,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再次当选为新总统,此前三年,在极右翼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政策下,亚马逊雨林遭受了严重砍伐,卢拉上任之后,便承诺打击非法伐木和农业扩张,重建生态系统。不过许多本地智囊团也指出,砍伐只是冰山一角,雨林地区还有许多非法矿工和暴力集团,这些都会让卢拉的工作难以开展。
今年,对于中国国内的物种来说,最遗憾的是长江白鲟和儒艮的灭绝。只不过,儒艮被认定为“在中国功能性灭绝”,指群数量减少到无法繁衍,却有可能有存活的个体,白鲟则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为正式灭绝。它们走向末路的原因是共通的,就是过度捕捞和栖息地的丧失。儒艮以海草为食、依海草为生,这一独特的栖息地因为国内沿海开发和水污染而迅速退化。在东非和新喀里多尼亚也生活着儒艮,迎接它们的则是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化学污染和采矿的破坏。至于长江白鲟,就如此前界面采访研究员危起伟时提到的,即使2020年发布了长江十年禁捕计划,也无法阻止水坝建立之后水域条件的变化。
无论是雨林、海洋还是淡水湖泊,保护栖息地一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这也是今年COP15最为看重的目标——签订协议,承诺到2030年为止保护30%的陆地、海洋、沿海地区和内陆水域,其它要求还包括减少50%的入侵物种、消除塑料垃圾,以及承认土著人民在保护生物方面的权利。令许多人欢欣鼓舞的是,包含这项名为“30x30”承诺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确通过了。也有人认为,由于上一届和上上届生物多样性峰会都没能实现制定的目标,生物多样性仍在下降,此次峰会很有可能像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说的那样,只是一些“blah blah blah”和“空洞的承诺”。更多的人则喜忧参半,既觉得协议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又担心是否能够实施。
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犹疑,这也说明了一点:世界已经“不正常”了,但它也并非全然是没救了的“末日”,我们生活在一个连续体上,只不过连续体正在加速倾斜。如果想像本文开头的乔治·克鲁尼那般逃出生天,我们需要各界专业人士更紧密的合作,比如开展全球科学合作,经济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不应再各行其是,而是将知识转化为对系统性风险的理解;作为普通人,也应当意识到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意识形态,又如何被反过来影响。也只有这样,地球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枯木逢春,我们的后代可以活得更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