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app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治理

　　半岛体育app经过中国学界的不懈努力和2007—2019年间的实践推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生态文明”或“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在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及其践行两个层面上初步确立，核心意涵是指对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生态否定和超越。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是一种基于新生态学理念和感知，即是中国关于现代化发展的绿色左翼意识形态话语、致力于当代社会全面转型或重构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与中国和西方古典传统相关联的当代有机思维方式和哲学。在此基础上，着眼于推动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加多样化的环境经济和环境公共管理方面的政策举措或公共政策工具，正在得到更加广泛和创造性的运用。基于这一分析认知框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与阐释中国过去十多年来所实现的生态环境治理质量的大幅度改善，而且可以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持一种更为乐观的合理预期。

　　正如十九大报告高度评价的那样，2012—2017年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而从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的更宏观视野来看，当今中国已经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新时期，全国生态环境整体质量趋于或加速好转的“态势”已然形成。上述重要阶段性进展的取得，是由于当代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一条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路”。这一进路的核心内容是“习生态文明思想”。较为规范化概括是所谓的“八观”或“八个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全社会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全民行动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共赢全球观。一方面，它们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系统性绿色认知和社会政治愿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下的全面深刻调整，其核心是实质性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制度体系或文明本身所必然蕴含着的非生态或反生态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已经深刻制度化为当代中国面向中长期未来的环境治国理政方略与实践。由此而言，近年来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最大进展，其实是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任务被纳入“五大建设”的整体、纳入到未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所带来的结构性地位的提升与稳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已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全国各地现实实践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或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型：“生态现代化模式”和“绿色发展模式”。前者主要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而后者主要以中西部省份为代表。前者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实现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及其能源技术支撑体系的生态化转型，从而在实质性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城乡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难题的同时，尽快满足广大市民群众迅速提高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生态公共产品需要；后者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更加明智地开发利用行政辖区内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从而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得以保持的兼得共赢。尽管前者的现实努力及其成效对于国家整体性生态环境质量的尽快改善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后者对于整个国家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未来则具有根本性意义。

　　江西省是当代中国在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与实践框架下的一个实例，属于“绿色发展模式”类型。它们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市场机制、生态资本或绿色技术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成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积极促动性因素？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理论层面上，以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绿色左翼理论为代表的“红绿”学派都坚持认为，市场、资本和现代科技只能带来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不可能存在建立在市场、资本和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实践层面上，当今欧美国家推行的各种绿色增长、绿色经济和生态资本化、绿色技术方案，不但遭到了上述“红绿”学派及生态激进主义的“深绿”学派的尖锐批评，而且对于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也充满争议。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和话语语境提供了讨论这一议题的不同场景或视角。一方面，这里所指的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资本”和“现代科技”有着明显不同，它们或多或少基于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要素的独立或独特价值的认知，而且往往有着较为明确的自觉保护与有效治理意识；同样，与生态资本一样，绿色技术也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或等级性。另一方面，生态资本或环保市场终归要受制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规约。同样，绿色技术明确受到社会主义经济目的与社会文化理性的内在约束。

　　基于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生态资本、绿色技术和大众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作出一种不同于构型意义上的或者说一种较为积极正面的政治想象：各种形态的生态资本或绿色技术，成为全社会有效利用和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元素的积极活跃力量，而大众参与不仅体现为包括资本所有者和研发人员的主动参与，而且体现为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与利用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对于生态资本、文化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把当代中国话语语境下的绿色发展宽泛理解为对生态资本、文化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关系的恰当处理，那么一方面，不能简单否定传统工商业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做到将引入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直接或基本目标定位于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的更有效保护。

　　因此，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的生态资本、绿色技术和大众参与之间或生态资本、文化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可能关系构型中，合理预见一种较为积极的情景。这其中所隐含的内在逻辑是：各级政府的民主决策与大众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绿色发展模式的选择、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的应用范围及其结果，会成为进一步鼓励和促进大众性参与的动机激励或社会条件。一方面，任何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运用理应接受有关民众的民主审查和控制。另一方面，公众对于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的决策或选择能力，是检验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方面或指标。随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将更加倾向于或鼓励“红绿”的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有意识地同生态环境保护取向和社会正义考量相结合。

　　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和设定，调研小组对江西省抚州市做了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的生态资本、绿色技术与大众参与”为主题的学术调研。笔者同小组成员考察了四个案例：（1）东乡区“润邦农业”———现代民营生态企业；（2）临川区龙鑫生态养殖公司———有机家禽养殖民营企业；（3）城市“生态云”大数据信息平台及相关联的“绿宝”碳普惠公共服务平台；（4）凤岗河湿地———城市水生态景观重建项目。

　　对于课题组来说，如何从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视角来观察这些实例所展现出的生态资本、绿色技术和大众参与之间或生态资本、文化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及其特点，有如下三个具体问题：地方政府的领导作用及其实施机制；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可重复、推广性；示范企业的发展及其带头引领作用。笔者及调研小组的主要发现可以概括为：第一，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确将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的开发应用置于其议事日程上的空前高度，将其作为践行中国新时代绿色政治理念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代表性举措和方法。第二，城市“生态云”大数据信息平台及相关的“绿宝”碳普惠公共服务平台的开发应用和凤岗河湿地建设，在吸引和促进大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第三，回应新兴生态农业企业以及各种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需求而加强经济管理、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巨大努力，显示了机构创新的巨大潜能。当然，这些开创性案例也暴露或凸显了一系列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与挑战，而它们如今看似不成熟的运营环境和营销策略，实际上也蕴含着未来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江西抚州的实例分析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和制度体系的确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语境与环境，使得生态资本和绿色技术的开发应用可以促进当地居民融入新兴的绿色产业或绿色经济，以及围绕这些新产业或经济的全社会民主管理监督。这种基于社会的生态资本、绿色技术和大众参与间的建设性互动，可以赋能或重塑目前对于各类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解与应对方式，并使之纳入绿色生态文明的未来整体性发展进程。

　　2019—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与实践语境下的环境保护治理不太会发生方向性的逆转，主要的理由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其一，当代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路初步实现“基本制度化”。一是它已经被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整体发展目标和基本任务的政治高度，并且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内在构成性要素。如果说“习生态文明思想”是对这一进路的系统性理论阐释和政治规定，那么，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新“三步走”中长期目标蓝图，再到“四梁八柱”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体系规划，就是关于这一进路的体制机制实现的“路线图”。二是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方面的重大战略部署与任务总要求，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指引与行动方针。在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视域框架下强化、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通过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的现代化来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制度化的目标与进程相融合的整体。

　　其二，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高度来系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是在新冠疫情及其应对基础上达成或强化的最大国民共识。这次突发疫情引发对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广泛讨论与反思，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于广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现代化视域语境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认知；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和切实执行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法律法规、制度规定。另外，这次疫情带来了一次全国性、全民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宣传教育，社会各界民众都切身感受到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制度体系构建与个体行为绿色变革的重要性。这次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大众政治与文化基础，而这对于和政府推动重大举措而言也是非常有利的。

　　其三，“习生态文明思想”的拓展与丰富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政治动力。十九大以来，习先后到云南、浙江、北京、陕西和山西等地视察，反复论述持续、强力推进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些论述不仅是对后新冠疫情时代和政府将继续保持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战略定力的政治宣示，也是对“习生态文明思想”结合国内外实际发生重大变化所做的新阐述、新丰富和新发展。不断丰富与拓展的“习生态文明思想”将对新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框架下的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引领与政治规约。

　　综上所述，中国近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大幅度与较快改善的更深层阐释，在于“习生态文明思想”统摄与引领之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及其贯彻实施，重塑了当代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的整体背景和话语语境。对江西抚州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体制机制探索创新的分析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不仅意味着将逐渐构建起一个现代化的专业、高效和协调的全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相应能力，而且会开启或导向一系列同时具有生态主义意蕴和社会主义发展潜能的制度创新或政策举措。也正因为这一进路已经同时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性绿色政治与大众文化共识并实现了“基本制度化”，这样一种“时代大势”不可能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干扰而发生逆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赵明豪/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