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app6月5日,在2019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举办地杭州,由生态环境部评选的“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系列活动十佳公众参与案例揭晓。绿色江河开展的“长江源斑头雁保护青海项目”入选,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为绿色江河的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同一天,在距离杭州3000公里的青海省格尔木市会议中心,农工党“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巡回宣讲正在举行,宣讲人正是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杨欣。
他曾经拥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安稳工作,为了圆梦踏上一条充满荆棘、危险的探险之路;在探险的道路上,他被索南达杰保护可可西里的故事打动。于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电厂少了一个尽心尽责的会计,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有了一位“环保狂人”,长江源头的沱沱河畔有了一位“守门人”。他就是农工党党员、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简称“绿色江河”)会长杨欣。
1985年,一位美国探险家提出了长江漂流方案。为了赶在美国人之前首漂长江,四川青年尧茂书,一个人驾着橡皮筏,从长江源头下水,途经金沙江时,不幸翻船遇难。
尧茂书激起了那个年代热血青年的“长漂”热情,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成立了,23岁的四川人杨欣就是队员之一。
那时的杨欣,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业余时间喜欢拍照片。时至今日,他面对记者回忆那场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漂流时,丝毫不掩盖当时年轻人的“私心”:“我参与漂流是期望能拍一些精彩的照片,参加摄影大赛拿奖。”
这次漂流历时175天,通过长江干流6300公里,10名队员壮烈献身,杨欣是幸存者之一。
这次漂流带给青年杨欣的,绝不仅仅是几百张精彩的照片、激流勇进中的冒险刺激,还有他对6300公里长江生态环境的深入了解和思考,还在他心里埋下一颗火种。
在这场刻骨铭心的漂流中,杨欣领略到了长江源冰川、雪山、草原的大美风景,拍下了一幅幅荡气回肠的精彩照片。但是,杨欣也亲眼看到这样一幅幅图景:在长江源头,数百年的冰川正在融化、退缩;在青藏高原,草场在退化、野生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在长江流经的城市沿岸,大量的生活垃圾、白色垃圾让人触目惊心。
长江的起点,在青藏高原。这里不仅是长江的源头,而且还是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称为“母亲河之源”,拥有“中华水塔”“地球之肾”的美称,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四大无公害超净区之一。
一边是美好,一边是威胁。当美好遇到威胁的时候,具有英雄情结的杨欣觉得他应该做点什么,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这份美好。
如果说一次漂流在杨欣心里种下了一颗火种,那么杰桑·索南达杰就是点燃这颗火种的人。
杰桑·索南达杰,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先驱,他发起了对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有组织保护,组建了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开启了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新纪元。1994年1月18日,40岁的杰桑·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歹徒袭击。杰桑·索南达杰在无人区与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被可可西里零下40℃的风雪塑成一尊令人震撼的冰雕。
在可可西里探险考察的路上,杨欣被索南达杰的故事久久震撼着。于是,他改变了既定的行程,前往治多县,来到索南达杰的灵堂前凭吊。灵堂照片上的索南达杰,目光清澈而坚毅,又带着一丝不甘。就在这一刻,杨欣下定决心,要把索南达杰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
杨欣说:“探险带我进入长江源,摄影帮我发现长江源的环境问题,而索南达杰的牺牲让我留在了长江源。”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海拔4700多米的可可西里腹地飘扬、4米多高的藏羚羊雕塑吸引着过往的游客争相合影……6月6日,站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前,杨欣向记者介绍这所保护站时,仿佛回到21年前的那一刻。
“现在,保护站已经成了可可西里标志性的建筑,你可能不相信,所有的大小工程,都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动手完成的。”杨欣动情地说。
但是,只有发起者杨欣自己清楚,21年前,把“建立一个关注藏羚羊、关注可可西里的自然保护站”的想法变为现实,有多么艰难曲折、又有多少辛酸血泪。
建自然保护站首先需要当地部门的批准,杨欣在西宁一待就是3个月。随之而来的资金问题更是困难,杨欣四处“化缘”,将自己所著的《长江魂》图书义卖,并到处招募志愿者。书籍义卖的收入有限,无奈之下,杨欣又用这本书做抵押,在深圳借资购置了与南极站同质的轻钢结构活动房。
在高海拔冻土带上建房子,没有任何资料,没有任何外援,12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硬是用最简陋的工具和仪器,完成了一期工程建设,让可可西里无人区上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1997年9月10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落成,成为可可西里反偷猎的最前沿基地。
“自从这个站建成以后,我们365天驻守,在几十公里的范围之内,再也没有偷猎者从这儿进入了。”杨欣说。
从此,很多科学家来到保护站,对藏羚羊分布的情况进行持续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科学家考察发现,藏羚羊迁徙的主要通道是五北大桥,我们在此设置红绿灯,给司机科普藏羚羊的保护知识。”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为野生动物设立的红绿灯。
保护站建立起来后,一批批志愿者来了,在长江源头开展环保宣传和生态考察活动;知名制片人、导演陆川来了,后来就有了享誉世界的电影《可可西里》,让更多人了解在这片美丽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经过杨欣和志愿者数年的坚守和努力,可可西里当地的盗猎行为得到了抑制。可可西里、藏羚羊从无人知晓到无人不晓,种群数量逐渐得到了恢复,更促进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
对于凝结着自己心血的保护站,杨欣却在一切走上正轨之后,选择把它交给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建站之初,我们就希望能借此促进生态保护区的建立。现在政府已经建立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已经成为明星动物,每年都有大量保护资金投入。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寻找还没有得到社会关注的环境问题,这样才能使长江源区域整体生态环境提高。”杨欣说道。
在可可西里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盗猎被有效抑制后,杨欣将工作重心转到了长江源冰川退缩监测、生态人类学调查和青藏线垃圾调查。
在杨欣看来,长江源的保护没有尽头,动物、植物等自然生态都是构成长江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自然样样需要重视、需要保护。2012年9月30日,杨欣建立的第二个自然保护站、位于长江源头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完成建造正式投入使用,成为杨欣继续他环保事业的另一个新起点。
为了唤起更多人对长江生态的关注,杨欣和他的团队想了很多办法。2010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杨欣策划把193张婴儿床搬到了长江源头的姜古迪如冰川前,婴儿床上覆盖着193面主权国家的国旗。借此寓意,在气候变暖、冰川消融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减缓气候变暖做出努力,为孩子们留下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国家地理杂志这样写道:“冰川永在,江河万古。我们一直是这样相信的。如果没有杨欣和绿色江河组织的大声疾呼,恐怕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看上去永恒的事物,有一天可能无影无踪。”
2013年10月11日,“绿色江河”进行了“清洁青藏线 保护长江源”活动。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地的40名大学生志愿者,从昆仑山到唐古拉山,徒步400公里,捡拾公路两边垃圾,调查青藏线沿线垃圾污染状况。随后,杨欣便开始在青藏公路沿线筹建“绿色驿站”。在这里,长途货车司机和自驾游客可以落脚休息,将车上的垃圾留下,减少从车窗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生活在“绿色驿站”周围的农牧民,也可以将家中的垃圾送来以换取生活用品,而不再随意丢弃。
多年来,杨欣通过“垃圾换食品”“带走一袋垃圾,呵护长江水源”“清洁青藏线”“斑头雁守护与调查”“通天河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系列项目的开展,为青藏高原、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获得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的高度赞赏和肯定。
其实,杨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绿色江河,无数志愿者支撑起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项目运营和维护。在这支适应高原极地、兼具专业和耐力的志愿者队伍中,有人类学家、冰川学家、动植物学家、高山病医生,还有一流的驾驶员、摄影师和探险运动员。
在这些志愿者眼中,杨欣保护长江环境的执着、策划活动的睿智、挥锹挖沙的背影,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这是志愿者对杨欣共同的评价。
“保护长江就像是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便知道放不下了。”今年56岁的杨欣,家在成都,但是一年到头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屈指可数,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
“从一个沉迷于地图上曲曲弯弯蓝线的孩子,到一个争强好胜的探险队员,再到一个寻美觅新的江河摄影家,最终成为一个长江环保事业的献身者。长江塑造了他的命运,他的曲折跌宕又让他融入长江的命运。” 《长江魂》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到。
谈及绿色江河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杨欣归纳为“一横、一纵、一平台”,以及生物多样性调查。“一横”是指1900公里长的青藏公路,沿途设置18个垃圾回收站;“一纵”是指长江沿线个省市的长江主题邮局;“一平台”是绿色江河特有的志愿者平台。
“我做的一切都关于长江,之所以能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中坚持下来,是因为一件事做完又有另一件事要做,而这些事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杨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