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下半年以来,“新质生产力”一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1月底,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中央、国家主席习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而对于处在转型升级中的环保企业来说,如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是几年整个行业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
“环境产业要真正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抓住‘双碳’目标带来的机遇,拓展新领域,布局新赛道。”3月1日,在一年一度的环境企业家媒体见面会上,环境商会会长、清新环境总裁李其林向包括《华夏时报》记者在内的媒体指出。
2024年以来,随着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市场上线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对外公布,碳市场“双轮驱动”体系和顶层设计都已逐步明朗。“低碳和环保是上下游的关系,环保虽然是末端治理,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减排。一段时间以来,也有争论环保和经济发展到底谁优先的声音,但我们认为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引擎之一,环保未来仍然非常重要。”环境商会常务会长、威立雅中国区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理黄晓军说。
环境商会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回忆,十年前,在给发改委制定环保产业规划时,他曾经提出一个目标:能不能用十年的时间,培育50家过百亿的环保企业?然而十年过去了,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当前的环境产业状况,那就是‘轻舟难过万重山’。当然希望还是有的。”上述见面会上,他如此感叹。
在他看来,中国的污染治理高峰就是三年污染攻坚战期间,一旦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就不会再无穷地增长上去。随着城市化减速和工业化进程变缓,污染末端治理的投资需求下降是一个必然。不过,从整个环境改善、环境治理的角度来看,零碳产业、生态修复才刚刚开始,未来投资一定会跟上。
李其林也指出环保的意义,当前环境产业处于大规模基建热潮退去之后的调整周期,转型升级成为当下所有环境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新质生产力和环保行业从末端治理向过程控制、向源头治理的概念是一体的。在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思想下,生态环境保护的内涵向着全过程减污、降碳和清洁生产延伸。而新质生产力的本质,也就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生产力,是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力,更加重视创新、技术进步和智力资源对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全面提升。
他认为,环保企业可以通过三个新的方向参与“双碳”目标推进、形成新质生产力:首先是提供综合能源服务,面向焦化、钢铁、电力等高污染行业,在工业余热回收利用领域,提供节能工程改造的核心装备和技术,开展节能工程的方案设计等综合服务;其次是发力新能源领域,布局材料、风光发电、储能等多个细分赛道,开展动力电池拆解回收及资源化利用,发展工商业用户端业务等;最后,还有布局碳减排赛道,通过科技手段与碳减排各领域、各环节深度融合,通过与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投资等结合,同时开展碳减排管理,包括碳资产管理、标准制定、碳减排核算、碳交易等工作。
记者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有不少代表委员聚焦通过推动绿色转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建议加快建设制造业绿色低碳供应链,从速从快建立制造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全国政协委员、九牧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林孝发建议,加快绿色科技在家用机器人产业中的应用,也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些方向之中,CCER是此前环保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最重要的领域,主要是通过垃圾焚烧、沼气发电、生物质发电等自愿减排项目。不过,2023年10月底生态环境部制定发布了首批4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包括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红树林营造,其中尚未包含与相关的方法学。
《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2月26日,在国新办举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指出,自愿减排项目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额外性,二是真实性,三是唯一性。要求可交易的减排量必须是人为活动产生的,而且是为减排作出了额外的努力,已经达到市场平均盈利水平的项目也不具有额外性。
那么,“额外性”要求会不会影响环保相关方法学的纳入?对此,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凯军回答《华夏时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从“额外性”的本质来讲,如果有正常的商业盈利活动,不需要补贴,那就不具有经济的额外性。如果一个项目还需要补贴,缺额的部分就是它的经济额外性。
除此以外,方法学还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基准线,要从全球的角度来谈减排,而不只是我国当前的技术水平。虽然垃圾焚烧看起来减排量不大,但如果基准是填埋的话,它仍然是一种减排技术;另外,之前基于清洁发展机制(CDM)建立的方法学,转到CCER方法学以后,其原则基本上还是会被接受的,因为我国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最终是要与国际标准对接的。
他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生态环境部可以利用更多的标准和激励手段,在自愿性碳减排领域做更多工作,逐步把生物质项目等项目纳入CCER中。